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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社論】

全民健保，一個讓人人病有所醫、且曾經標舉為進步政策的的社會保險法制，現在竟落入「顧人怨」的窘境。醫界說它「給付不足」，因此無法提供更好的服務；私營保險業者見每年數千億的健保收入，鼓吹健保民營化而亟欲分食之；對當前執政當局而言，竟成了欲除之而後快、「早該宣佈破產」的燙手山芋，與私營保險業者合奏雙簧，欲粉碎健保這一社會保險，達成私營化、利潤取向的目標。

健保如果全由私營保險公司承攬，「全民」兩字首先必須拿掉，因為這意味著經濟上過得去的人才有財力加入健康保險；甚至，健保會變成一項「企業福利」。以美國推動健康維護組織（HMO）的經驗可以發現，健保費用隨著人口結構老化的影響，費用迅速飆高，到1960年代尾聲，已經很難有人付得起個人保險了，只有可以將員工保險費拿來抵稅的企業有能力成為HMO體系下的客戶。台灣產業結構仍是以中小企業居多，在微利時代下就連大廠鴻海的獲利率也僅能維持5％至6％上下，在戰後嬰兒潮即將面臨老年退休的關卡下，就醫需求量大，保費只會高不會低，又有多少中小企業主負擔的起？

再者，國內各大金控公司，旗下均設有醫院，像是新光（吳）、國泰（蔡）、和信（辜），一旦全民健保倒閉，私營保險公司與金控所屬醫院進行「業務合作」，勢必嚴重壓縮診所開業醫師、地區型醫院、甚至台大、榮總等教學醫院的空間，無金控背景的醫療院所，除了解除武裝加入金控的家族之外，實別無他法。換言之，除了金融聯合壟斷之外，在讓健保倒下的聲浪下，我們還必須一併接受醫療院所生態「金控化」的現實，而醫療行為也從此卸下治病救人的神聖外衣，成為財團聚斂，甚至是「趁病打劫」的工具。

與德國等具有社會民主傳統的國家相較，台灣所反映出來的特質──國家主義的傳統與蓬勃發展的金融產業──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注定了台灣健保體制發展的宿命。為不讓財團侵蝕我們的健康權利，除了含淚捍衛國辦國營的健保體制之外，來自全民與社會團體對健保的監督，才是讓健保體制更完善化，並得以生生不息的動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