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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蔡愛慈】

我要去泰國七天，臨行前到辦公室，把公務處理好，然後在便條紙上寫謝謝長官、同事的支持和愛護，然後寫上日期和姓名。

回到家，我也寫一張字條給老公，告訴他，如果這次出國我沒有回來，請不要傷心，找個好女人照顧他和孩子，我的財產一半給娘家，在交銀的投資可找李先生，富邦銀行的則找賴小姐，中國信託的找吳先生，家人的保單都在大都會的李小姐那裡，我這一生已無憾，因為我已擁有太多的愛。

我把寫好的遺囑放在衣櫃第一層，只要老公一打開就會看到。然後搭機出國，這是我第三次出國，但教我不動產投資學的曾教授，快七十歲，沒出過國，因為他怕墜機。

當我平安回家時，我告訴好友美蘭我寫遺囑的事，她說：「妳神經病啊，寫什麼遺囑。」我說：「這妳就不懂了，兩年前修生死教育學時，教授要我們立好遺囑，每隔一段時間修改，最好到法院公證。」

教授說，她每次出國，都把公事、家務交代清楚，因為她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回國。她出國前寫好的遺囑，兒子還當著全家人的面念了一次；她老公說他沒聽到，結果兒子又念了第二遍。

我說，預立遺囑是說清楚講明白，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對活著的人也比較好，可減少紛爭，如此才能安心離去。

美蘭後來認同我的說法，問我：「妳老公不會抗議妳把一半的財產給娘家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會，因為我跟他的財務完全獨立，而且死人說的話比較有分量。」

【2006/08/03 聯合報】